第三十三章-海上的交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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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ash;4月9日最高军事会议在伦敦开会——会议的结论——4月10日我给第一海务大臣的节略——英国人民的愤怒——4月11日议会中的辩论——“沃斯派特”号及其驱逐舰队消灭了纳尔维克港的德国驱逐舰——国王的来信。

1940年4月

  查特菲尔德勋爵的引退——首相请我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——一个尴尬的安排——“威尔弗雷德”计划——奥斯陆——德国占领挪威——中立的悲剧——全部舰队在海上——“萤火虫”号——“声威”号和“沙恩霍斯特”号及“格奈森诺”号交战——本土舰队在卑尔根港外——英国潜艇的活动——沃泊顿—李的驱逐舰队在纳尔维克港——4月9日最高军事会议在伦敦开会——会议的结论——4月10日我给第一海务大臣的节略——英国人民的愤怒——4月11日议会中的辩论——“沃斯派特”号及其驱逐舰队消灭了纳尔维克港的德国驱逐舰——国王的来信。

  在继续叙述以前,我应该先说明我的地位的变更,这事发生在1940年4月间。

  查特菲尔德勋爵所担任的国防协调大臣这个职位,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累赘。3日,他坦率地提出辞职,张伯伦先生接受了他的辞呈。4日,唐宁街十号发表一个公告,说明这个职位不准备派人接任,但正在进行安排,准备由海军大臣以资历最久的军务大臣的身份,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。于是,我从4月8日到15日便担任了会议主席,每天开会一次,有时甚至两次。这样,我担负了额外的责任,却没有进行有效指挥的权力。其他的军务大臣也是战时内阁的阁员,我在这些地位相同的人们中居于首席,但是却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或加以执行。我必须取得其他军务大臣和他们的专业长官的同意,于是,许多重要而有才干的人,对于现已开始的战争——真正的战争的迅速变化的局势,都有表示他们见解的权利和义务。

  三军参谋长们在分别同与他有关的大臣讨论总的形势以后,每天聚集在一起开会。于是,他们各自作出显然极为重要的决定。关于这种情况,我是从对我毫无保留的第一海务大臣那里,或是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发表的会议摘要或备忘录中了解的。如果我对于这些意见要提出问题时,我当然可以先在我的协调委员会提出,在这个会议中,三军参谋长们以个人的身份出席,各军务大臣往往携同他们参加,并支持他们的意见。会议上,大家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彬彬有礼的谈话,会议结束时,由在场的秘书草拟一份措辞得体的报告,由海、陆、空三个部加以核对,以保证没有丝毫出入。这样,我们便达到了那种广阔的、愉快的崇高境界,在这种境界中,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了全体协商,根据绝大部分人的常识,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得到了解决。但是在我们现在就要经验到的一种战争中,情形截然不同。遗憾得很,我必须指出:实际的战斗,必须像是两个恶汉殴斗,一个恶汉使用一根木棍或一个铁锤,或其他更好的工具猛击另一个恶汉的鼻子。所有这种情形,都是令人遗憾的;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避免战争,为什么对每件事,都必须充分照顾到少数人的权利,忠实地记下不同的意见,以友好方式通过协议来加以解决的最好理由之一。

  战时内阁的国防委员会几乎每天开会,讨论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各种报告;他们的结论或分歧的意见,又被提交给时常开会的内阁会议。一切问题都必须解释又解释;等到这个程序完成以后,整个局势往往早已发生了变化。海军部在战时,当然是一个作战司令部,在那里,对于要影响舰队的决议总是立即加以决定,只有在遇到最严重的情况时,才向首相提出,而首相每次都支持我们的意见。如果遇到行动必须涉及其他军事部门时,这种程序就不可能充分适应形势的发展。然而,在挪威战役开始时,因为事件的特殊性质,海军部掌握了四分之三的行政事务。

 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,不管我有什么权力,我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,都应该能够作出较好的决定或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。关于我即将描述的事件,它的影响非常猛烈,情况非常混乱,因此,我不久便看出只有首相的威权,才能够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。因此,在15日,我便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主席,我们以后在挪威战役期间内的历次会议,几乎全由他来主持。他和我继续保持完全一致,他对于我所发表的意见,以他个人的最高权威加以支持。我在援救挪威已嫌太晚的时候,深深地卷进了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的不愉快的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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