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志华:我们应该思考--东欧十月危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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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——“波匈事件与中国”研究之二1956年11月,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,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。然而,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,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。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,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“地震”
——“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
 1956年11月,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,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。然而,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,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。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,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“地震”,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。[1]对于铁托的“反叛”,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,通过召开共产党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。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: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,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,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。如果不肯让步,那么通过武力(布达佩斯)和武力威胁(华沙)应对危机,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。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,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,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,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。[2]然而,痛定思痛,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,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: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,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“多米诺骨牌”效应,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?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,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,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。通过召开八大,这些目的已经达到。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,而且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。那么,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、教训?[3]
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
 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后,11月10日,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。参加会议的共296人,分为9组。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,开了6天。[4]会议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,共讲了六个问题: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;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;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;朝鲜问题;越南问题;中共的方针。
 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“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,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”,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:“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”,而“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”。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,刘少奇对这次“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”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。远因之一,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,在对地主、资产阶级的斗争中,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,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界限;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;肃反中犯了错误,整了好人,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;工农缺乏阶级觉悟;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。远因之二,重工业投资过多,不重视轻工业、农业,人民生活没有改善;领导人有特权,人民生活苦,群众不满。远因之三,搞教条主义,照搬苏联不灵,便失去信心;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,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,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。近因之一,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,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;二十大后控制不住,煽起反苏、反斯大林的浪潮。近因之二,事件发生初期,苏联处置不当,特别是波兰事件。近因之三,南斯拉夫进行煽动。谈到中共的立场,刘少奇说:我们的方针,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。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工作。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。[5]
 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,以免重蹈覆辙,刘少奇提出了一个“根本问题”,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,形成新的“贵族阶层”。刘少奇指出: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,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,特殊的“统治阶层”。刘说:“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,也有一种条件,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?如果我们不注意,让其自流的话,在我们这些国家,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‘贵族阶层’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,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。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。”
 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,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,对人民实行民主:“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,什么事情不准他做,应该有一种限制。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,只能对反革命阶级、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,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,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。当然,这是有领导的民主,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、无领导的民主。”其次,“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,不要过分悬殊”。这包括缩小工资差别,取消特权等。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,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,他列举了美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、马歇尔的例子,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:资产阶级民主,特别是初期,有那么一些办法,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。最后刘少奇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,强调说:“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。什么叫稳妥可靠呢?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,不至于闹事,还比较高兴,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。”他赞同陈云的意见,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“慢一点”,“稳当一点”。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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